追击匈奴。
明朝饱受蒙古侵扰,因此非常重视马政,动辄即高呼“国之大事在戎,戎之大用在马”。明代尽管重视马政,但至宣德年间即自告废弛,宋、明两朝先后亡于蒙古和满族铁骑,与战马偏少而质劣不无关系。
为了使役畜的强大驱动力在战争期间发挥出来,秦朝实行“车同轨”,还“为驰道于天下”,以便能在必要时以最快的速度向各地投放武力。
牛对运输与农耕的重要性,甚至超过了马。虽然马也可以“牵犁耜,驾粪车,辟土沃田”,但在绝大多数时候,这些工作是由更温顺、更易养活的牛来完成的。
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《厩苑律》表明,秦国曾为了大量孳息和使用牛耕,对养牛户的牛进行肥瘦评比,主管养牛任务的田啬夫会因此而受到奖惩。
东汉名士应劭把耕牛保有量视为国家强弱的标准,声称“牛乃耕农之本,百姓所仰,为用最大,国家之为强弱也”。
武则天当政时期,曾大购牛羊,“以广军资”。她的大臣张廷皀将耕牛视为社会运行的枢纽,指出“君所恃在民,民所恃在食,食所资在耕,耕所资在牛,牛废则耕废,耕废则食去,食去则民亡”。
驴也是重要役畜。从宋明两朝开始,役畜结构出现重大变化,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相互征战,使得中原地区难以获得来自北方的马,加之随着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,农家更愿意选择边际效益更高的役畜。马在农业领域中的重要性,随之逐渐让位于更易饲养的牛、驴等其它牲畜。
在宋人看来,驴固然没有马的速度和力量,但它“体幺而足驶,虽穷阎隘路,无不容焉”,适应性更强。若遇捷径,其运输效率甚至不低于“坚车良马”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共绘有牲畜91头,其中仅驴即达49头。
但饲养役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其不同于化石能源。它不但是能量提供者,也是能量消耗者。
正是基于这一原因,大多数北方游牧民族都不得不受制于后勤,很难越过黄河以北的半农半牧地带。
对于中原王朝而言,购置役畜不仅要花费巨资,而且饲养役畜的粗饲料往往同时又是燃料,势必挤占土地和农业资源。
正因为役畜太贵,历史上经常不得已以人力来代替畜力。东汉时期,家庭成员走向合居,以便节省养牛成本。魏晋时,又因牛疫流行造成耕牛减少,被迫大量使用人力。
可以说,正是因为有大量合格的役畜提供动力,旧大陆的文明才得以迅猛发展。
而作为反例,新大陆的印加、阿兹特克等文明,受制于缺乏合格的大型役畜,文明发展陷入停顿,终被外来入侵者消灭。而中国在明清人口爆炸性增长后,使用低廉的人力比使用役畜更经济,社会、经济和科技发展都陷入内卷化,也逐渐落后于世界。
可见,役畜甚至是能够决定文明兴衰的战略性力量,无怪乎主角如此想要驯化一种合格的役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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