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天也有用。所以,很多大事来的时候,我也能解决”。
其实江绍唐更愿意将李嘉诚这种冷静归结到他少年的成长经历上。李嘉诚出身于书香门第,爷爷是清朝最后一科秀才,两位伯父在民国初年,还曾跨海留洋取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。而李的父亲,则是小学校长。但因为二战爆发,故乡潮州被日本侵袭,李和家人逃难到香港。没想到,1941年日本攻占香港,母亲只好带着弟妹回老家。更没想到,贫困抑郁的父亲染上肺结核,半年之后就去世了。14岁的李,独自面对父亲的死亡与埋葬,“一夕长大”。更祸不单行的是,年少的李嘉诚也染上了肺结核。
“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。”李嘉诚回忆说,“我告诉自己不能死,身为大儿子,为了母亲和弟妹,为了前途,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。”
没有钱去看病,李嘉诚便只能用自己发明的方法对付肺病,清晨到山顶呼吸新鲜空气,李替厨师写家信,以交换鱼汁与鱼杂汤,强迫自己喝下这平日最讨厌的食物,只因知道这些汤有营养价值……
一位采访过李嘉诚的记者写道:李嘉诚的心胸之大——收购和记黄埔此等之事一直秘不外宣,甚至自己的老婆也不知道,一切都自己心算——是撑出来的:丧父、养家、肺病、贫穷……当一个人在自己15岁左右经历这一切挑战而没有被打垮,他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承受的了。
孤独是李嘉诚最自然的常态,“他会不断自己抛问题、自己回答。”虽为华人首富,但李嘉诚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。每天早餐还是吃着红薯饭,看似简单,其实简单之中也蕴含着养生之道,只是一般人不清楚而已。
“他11岁就逃出来,一路上都是一个人在奋斗,他老和我们讲自己缝衣服,到现在依然如此。”一位下属告诉江绍唐,李嘉诚的袜子都是不能见人的,因为他自己缝补了好多次。这让江绍唐都为之感动动容,这让江绍唐想起了另外一个自己尊敬的人,周恩来总理,他穿的衣服也是补了又补的。
李嘉诚鼻梁上的黑框眼镜,打从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记者会开始,就再也没有变过。手上的手表,也总是同一块,直到最近在一次旅行中看到一款西铁城的太阳能手表,他非常喜欢,才很大方地跟售货员说:“你不用给我打折啦。”这款手表的售价是3000港币。
在创办长江塑料厂时,李又开始订阅英文《当代塑料》及其他西方专门的塑料杂志。与此同时,李开始将部分资金投资华尔街上市公司股票,李从不按直觉投资,而是仔细研读公司财报,研究商业规则。华尔街财报是李的英文老师、商业教练,也是李的私人投资获利来源。
在这位友人看来,经过几十年的磨炼,李嘉诚早已学会了和孤独相处,所以,登上人生的高峰之后,少有高处不胜寒之感。
而李嘉诚的豁达和乐观,也皆来自于此。今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发生罢工事件,工人们在长实门前扎起帐篷,拉起横幅抗议,李嘉诚的照片被画上魔鬼的红色双角和白色獠牙,额头上还被写上了“奸商”两字。因为要从门口进出,李嘉诚看到也非常不高兴,但几个小时之后,他就开解了,李嘉诚和他们开玩笑说,哇,这个上面,把我的头画得还是笑的。
“工潮的冲击大,还是逃难到香港的冲击大呢?”江绍唐问道,早年的经历,早已让李嘉诚练就了百折不挠的心态,“他找到了平衡内心的秘诀”。因此对于李嘉诚来说,真正强大的内心,是当年小时候逃难中形成的。
在李嘉诚的办公桌上,有两块小玻璃,上面是李自己写的两段话,一段是:求百事之荣,不如免一事之辱;邀千人之欢,不如释一人之怨。而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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